上班第一天就摔伤，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公司要不要赔？******

　　上班第一天摔伤 公司赔了10万元

　　阅读提示

　　记者调查发现，近年来，类似案例和判决并不鲜见。“试工期”“试岗期”以及“未建立劳动关系”“未转正”等，不是逃避工伤赔偿责任的借口。建议用人单位在“社保空档期”购买雇主责任险以分散用工风险。

　　没有签订劳动合同，上班第一天就摔伤，公司要不要赔？这是前不久发生在湖南湘阴的真实案例。最终，湘阴法院判决公司对摔伤的员工赔偿10万余元。

　　在这起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，用人单位到底冤不冤枉？

　　记者调查发现，近年来，类似案例和判决并不鲜见。综合来看，在“倾斜保护原则”下，我国的劳动法更倾向于保护弱势劳动者利益，兼顾用人单位利益。

　　上班第一天摔成八级伤残

　　事情发生在2021年6月9日。老杨应邀前往当地一家建设公司从事装模工作。他和公司提前约定，工资按天发放。没想到上班第一天，他就因施工过程中脚下打滑，不慎摔伤了右手。后经工伤鉴定，伤情构成八级伤残。

　　赖以生存的右手致残，老杨觉得很倒霉。事发后，老杨与公司就赔偿事宜沟通，但未达成一致。向仲裁委提出劳动仲裁申请后，仲裁委裁决公司赔偿老杨107498元。老杨不服裁决，诉至法院。

　　湘阴法院审理认为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。老杨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但并不影响双方劳动关系的认定。

　　而在各项工伤赔偿标准的确认上，法院认为，因老杨是临时工，又在上班第一天受伤，不能举证证明受伤前12个月平均工资。因此，仲裁委以该公司缴纳工伤保险的基数4931元，作为杨某工资计算工伤赔偿数额，符合相关规定，应予认可。

　　法院最终判决该公司向老杨支付工伤待遇费用共计107498元。记者了解到，目前该判决已生效，公司已向老杨赔付全部金额。

　　“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，理应被认定为工伤，并依法享受工伤待遇。”办案法官表示。

　　类似案例和判决并不鲜见

　　记者调查发现，在面对类似老杨这样的劳动者的不幸遭遇时，法院往往会在贯彻公平、公正原则前提下，对劳动者依法予以倾斜保护。

　　同样事发湖南，同样是上班第一天受伤。在长沙天心区从事外墙灯具安装工作的刘某，工作时不慎从高处跌落受伤，鉴定为九级伤残。

　　公司认为刘某刚上班第一天，双方还未签订劳动合同，也无法购买工伤保险，其与刘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。但法院审理后认为，公司作为用人单位，为员工缴纳工伤保险是法定义务。刘某虽仅工作一天，但不影响对双方劳动关系的认定。最终判决公司赔偿刘某18万多元。

　　即使上班第一天路上出了意外，也属工伤。2017年，小陈成功应聘昆山某电子厂。去厂里报到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。

　　电子厂认为，出事当天小陈并未到厂里办理入职手续，也未签订劳动合同，双方尚未建立劳动关系，自然就没工伤一说；公司并非不给小陈缴纳工伤保险，而是因为他没来报到，双方还未建立劳动关系，厂里没有义务帮他缴。

　　但法院最终认定，因电子厂未为小陈缴纳社保，小陈发生工伤，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应当由电子厂承担给付责任。最终判该厂赔偿小陈11万多元。

　　如果入职第一天就离职，且回家途中死亡，算不算工伤？答案是：也算。同样是2017年的事：王某与悦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，被派遣至另一家公司工作。入职第一天，王某提出辞职，并办理了离职手续。不料当天下午，王某骑电动自行车被货车撞倒，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。

　　王某被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。两家公司不服提起上诉。法院审理认为，劳动者离职当日完成的交接工作等也是其工作组成部分，其离开公司回家的行为应视为下班。且员工向用工单位申请辞职不等于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。

　　及时为员工缴纳社保是关键

　　“这些案例有两个常见的争议点：一是双方劳动关系的确立，二是各项工伤赔偿标准的确认。”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帅分析。

　　吕帅告诉记者，无论劳动者是“上班第一天”或是“未转正”，只要符合劳动关系建立的特征，那么自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开始，二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即已建立。

　　实践中，为了相互了解、选择，有的企业会为新员工设置“培训期”“试工期”“试岗期”等期限。但也有不合规企业借此推卸劳动用工的法律责任，不缴纳社会保险。一旦员工在此期间发生工伤，企业便以“未建立劳动关系”“未转正”为由，试图逃避工伤赔偿责任。“其实试用期对劳动者的影响仅表现在解除劳动合同和工资待遇方面，对工伤待遇没影响。”

　　此外，很多企业会选择在员工转正后缴纳社会保险，或当月入职、下月办理社保登记。吕帅认为这种做法不但不能为企业省多少钱，还可能带来无法预期的后果。

　　“社会保险法规定，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。转正后缴纳社保的操作显然违法；当月入职、下月办社保的操作看似不违反法定时限要求，但殊不知，30天之限是法律给予用人单位的最长宽限期，并非不缴纳社保的免责期限。”吕帅举了一个现实案例：2020年10月，上海某公司因工期紧张，加急招聘了操作工李某，当晚李某办好手续后正式入职到岗，不料工作两个小时后猝死。事后，家属要求公司给予一次性补偿140万元。

　　“这就是一起典型的反映‘社保空档期’的事件。”吕帅建议，在“社保空档期”，企业可以购买雇主责任险以分散风险。他同时提醒劳动者，若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，并以双方劳动关系存在争议为由拒付工伤保险待遇，劳动者应准备工伤认定书、劳动能力鉴定结果、医药费发票及证明双方存在用工事实的相关证据，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对仲裁裁决不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。 （本报记者 王鑫 方大丰 本报通讯员 刘霜）

新岁访巴金******

　　中新社记者 谷苇

　　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，踏着霏霏细雨，来到巴金的家里。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，照旧“闭门谢客”，继续他的写作生活。

　　也许是江南的春寒，最难将息。这位78岁的老作家偶患微恙，有点“感冒”。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，脚步还是轻快的。

　　在他的客厅坐定，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。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，显然是乐观的。他说：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，他们在埋头苦干，有思想，有志气。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：“一个作家，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。”

　　“我自然还要写作，只是做得慢些。”谈到新一年的愿望时，巴金说：“那几项工作，总要把它做完。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。”巴金的“几项工作”，确实都在进行着，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，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。

　　为香港《大公报》所写的《随想录》，已出版了两集。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，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。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。他说：“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，我总把它写出来，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，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。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，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。”

　　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，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《一双美丽的眼睛》。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，问到“大概写了几万字了？”巴金微笑着回答：“这很难统计，反正在写。一定要把它写完的。”

　　“《创作回忆录》早已写完了。原来打算写10篇，结果写了11篇，都在香港《文汇报》上发表过了。不久以前，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。”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，拿了一本新书下来，签上名，送给我。这确是一本好书，不论是书的内容，还是书的印刷、装帧和设计。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的那样，这本书“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，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。”读过这些文章的人，都会有这样的感受。

　　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，那部有名的《往事与随想》。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，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。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，长达150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，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。但是，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——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。“因为种种原因，可能完成得慢些。比原定的计划……”所谓“种种原因”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、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——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、日本、瑞典、瑞士等国家访问过。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、讲学、小住创作的国家。比如美国的“国际写作计划”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，在来华访问时，都曾热情提出邀请。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，巴金都只好谢绝。此外，当然还有一些“非开不可”的会议。

　　当然，“开会”与写作是“两者不可兼得”的。有时为了开会，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。有时，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、刊物、出版社的“盛情约稿”。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、体谅作家的苦衷的，但在“一约”、“一谢”的过程里，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。

　　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，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，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。巴金只说了一件事：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《巴金选集》，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。这部选集是巴金自己选编的。

　　“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《巴金文集》吗？是否可以再版呢？”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，为了这部被张春桥、姚文元之类称作“十四卷邪书”的文集，巴金在已过去的“十年长夜”里吃够了苦。

　　“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。对读者来说，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，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。至于文集，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，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。所以，我不愿意它再版了。”对于出书，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。

　　早在几年之前，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“中国现代文学馆”。不论是在法国，或是在日本，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，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，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、整理，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。现在他的倡议，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。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，都热情地支持、拥护巴金的倡议。周而复把这个倡议，称作“一个迫切的倡议”，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。茅盾去世之前，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《夕阳》(后改名为《子夜》)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，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。至于巴金自己，他早已准备一俟“中国现代文学馆”有了房子，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，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(包括许多珍贵的、著名作家亲手题赠“初版本”书籍)，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，都捐献给文学馆。除此而外，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，为文学馆的建成“助以一臂之力”。

　　现在，“中国现代文学馆”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，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。

　　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，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。告别时，巴金坦率地笑着说：“四人帮”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。但我终于活了下来，这是“幸免”，也是“幸存”，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，因此也格外珍惜。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，当然，首先就是写作。其次，就是为自己“料理后事”，我不想立什么遗嘱，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，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。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，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。比如主张办文学馆，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。还有我的稿费，也不想留给子女，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。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、文学发展的地方。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。

　　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、对人民、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在“戏言身后事”，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，倒觉得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和坦率。

　　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、健康。

　　(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)